李政道40年前“突发奇想”的创议，如何影响一代人？
撰文 | 黄庆桥
责编 | 黄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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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初，美籍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应邀回国讲学。就是在这次讲学过程中，李政道“突发奇想”选拔中国优秀学子赴美留学并付诸实践，遂成在当代中国科教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CUSPEA）。2019年恰逢CUSPEA创立4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CUSPEA的创立与实施过程，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CUSPEA的创立，一方面源于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的感恩情结；另一方面，李政道先生是在恰当的历史时刻，及时提出了一项完全契合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发展需要的创议，故而得到中美两国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邓小平：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文革”十年，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受到重创，科学研究事业几乎陷于停滞，人才培养工作陷于中断。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人才队伍出现严重断层的局面，特别是科技和教育领域，人才断层最为明显，一线科研人员和高水平师资严重匮乏。借助外力大力培养人才，并恢复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成为现实的急需。
1977年8月，刚刚复出不久并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载入史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谈到接受华裔学者回国和派遣留学生时说：“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由此可见，“请进来、派出去”是邓小平“科教新政”的重要内容。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关于该校情况的汇报时再次明确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正是在邓小平的一再指示下，教育部于1978年8月4日发布了《关于增派留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出国的通知》，加大派遣留学生工作的力度。
然而，在1970年代末，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文革”的耽误，有一定基础的可以外派学习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本来就不多，再者，由于长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流的中断，国外大学难以有效判断中国外派人才的真实水平，因而不敢贸然接受中国的外派留学人员。另外，要赴美留学，正常的程序是，首先要通过语言资格考试，也就是大家熟知的TOFEL和GRE考试，然后才能进入申请美国大学的程序。可是，1970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举办TOFEL和GRE考试，这就让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攻读学位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原因，西欧发达国家也无法接受中国外派读学位的留学生。
应邀来中国讲学，李政道“突发奇想”创议CUSPEA
正当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工作踌躇不前、困难重重的时候，李政道于1979年4月初应邀来中国讲学，至5月18日结束，地点在北京友谊宾馆，主要讲授《统计物理》和《粒子物理与场论》两门课。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校，共约1000余名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听课。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来华讲学时与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合影。（供图：柳怀祖）
因时机特殊、各方高度重视、持续时间长、受众面广、讲学效果好等，李政道这次讲学影响非常大。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了李政道，对这次讲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邓小平说：“听说你的讲学很紧张，一天要忙十几个小时，顶得住吗？大家都反映你讲得很好，反响很强烈。不谈感谢了，你也不需要我们感谢。你做出的贡献很大。”
在近两个月的课堂讨论、课间交流过程中，李政道感到，中国学子求知欲强，基础知识扎实，很多人的学术水平并不比美国学生差，如果能选拔这些听课学生中的优秀者到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学成回国服务，必将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李政道后来回忆说：“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1979年设计了这一独特的、暂时性的CUSPEA项目。”李政道谈到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这句话，是促使他创设CUSPEA的另一动因。1946年，经恩师吴大猷先生推荐，李政道得以赴美深造。李政道先生一直对此念念不忘，这也是促使他举办CUSPEA的内在动力。
另一种天分：李政道的战略眼光与组织能力
李政道不仅有着超乎常人的战略眼光，而且是行动派，有着极强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有了上述想法并认定它的意义和可行性之后，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全力以赴付诸了实施。
首先，李政道积极与美国大学沟通，取得认可和支持。这是启动这件事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美国大学不认可，所有的工作都没有意义。幸运的是，1979年初，中美两国友好关系全面恢复，正如1979年邓小平在结束访美之际所指出的：“现在中美两国之间政府一级来往的障碍已经排除，人民之间的来往可以更加频繁、更加密切，我们希望美国各界朋友多到中国来走走看看。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
在此时代背景下，李政道从自己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着手展开了这个项目。李政道对此的回忆是：“1979年春，当我还在北京讲课的时候，就为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试验。我和我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入哥校物理系研究院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科大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吴塘副院长协助下，举行了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从中选了五位同学。然后我将这五位同学的试卷和履历寄至哥校，请哥校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是否能入哥校为研究生。如能够入哥校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系承担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直到得到博士学位。同时，我又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校大学招生办公室补办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续。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他们都获得了哥校物理系的同意，顺利入学了。有了这样一次具体的实践，我就比较容易说服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们，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赞同。”这段不到300字的文字看似简单，实则信息量极大。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李政道与哥校物理系以及校方的沟通、说服工作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项目还要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派遣留学生是大事，尤其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中国领导人的首肯和支持，这件事也是很难推动下去的。幸运的是，在当时，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国家领导是人邓小平，他特别强调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派遣留学生，而且在4月15日接见李政道时已经对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5月17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接见了李政道。此时，李政道的讲学即将结束，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向美国大学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和思路。因此，在这次接见中，李政道向华国锋正式提出关于创设“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招收研究生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成回国服务。华国锋也是大力支持李政道的这一想法的。有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支持，李政道便可以在操作层面快速推进这件事。
再次，这件事的成功还需要得到中国科技和教育部门的认可、支持和配合，否则也无法推动下去。当时，李政道与中国科教界比较熟悉，他来中国讲学就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和钱三强邀请的。当时，严济慈还兼任中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是老一辈科学家代表性人物，威望很高。因此，李政道在讲学期间首先向严济慈谈了自己的想法，自然得到了严老的热情回应和大力支持，他们非常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细节，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
两次PRE-CUSPEA试点考试奠定成功基础
在上述工作顺利开展，大的原则性问题都无障碍的情况下，李政道并没有急于求成，仓促全面铺开，而是先做试点试验。1979年，李政道在讲学过程中产生了这个想法之后，就立即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好试题邮寄到北京，很快就举行了选拔考试，这就是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这次考试对象仅限于听课学员，选中的五位学员（四位来自中科院，一位来自北京大学）也都顺利地获得了美方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并于当年秋天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五名同学不负众望，在哥校学习成绩优异，在1979年底的期末考试中，第一、二名均来自这五名同学，另外三名同学的成绩也非常靠前。五位同学的优异成绩让国内方面非常振奋，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报》在1980年1月18日以《我院赴哥大研究生学期考试名列前茅》为题予以详细报道。有了这次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李政道决定将其推广到美国其他高校，并很快于1979年下半年举办了第二次PRE-CUSPEA考试。
第二次PRE-CUSPEA考试的目的在于将该考试扩展至其他高校。李政道对此回忆说：“因为我是哥校的教授，哥校的手续比较容易办，而其他大学呢？这就产生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PRE-CUSPEA试点考试。在美国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外，有纽约市立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俄勒冈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五校的物理系参加。开始的时候，这五校的招生办公室都是反对的，因为按美国大学的规定，申请入学的第一轮审查机构应该是大学招生办公室。他们不能放弃这份责任和权力。因此，我很费力地向各校的招生办公室主任说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形。各校物理系的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幸运，我都说服了各校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同时这五校物理系也同意负担被选上的PRE-CUSPEA学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直到获得博士学位。”
秉持一贯严谨细致的风格，李政道与国内方面就第二次PRE-CUSPEA考试进行了详细的沟通。1979年11月9日，李政道致信严济慈和周培源（时任北大校长），对第二次PRE-CUSPEA考试的时间、地点、参与对象、改卷事宜、被录取学生赴美时间及待遇等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和交代，并随信寄来了这次考试的试题。第二次PRE-CUSPEA考试于1979年12月26日—29日举行，本次考试共选拔了13人赴美深造，这13人并不仅限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各有一名同学入选。这批学生于1980年秋赴美深造。
这两批PRE-CUSPEA赴美深造学生被誉为是“第零期”CUSPEA学员。这两次考试的成功举办，加强了中美之间的互信，解决了若干原则性问题，初步形成了考试选拔的流程和模式——实践证明，在还没有TOFEL和GRE考试的情况下，在常规的赴美留学途径之外，是可以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的通道的。
CUSPEA的全面展开
有了1979年的两次成功实践后，李政道积极与国内商议，在取得支持的情况下，决心在全美高校大规模地开展CUSPEA招生考试，选拔更多优秀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李政道从中国官方、美国高校两个方面着手，全力推动CUSPEA的大规模实施。
首先是取得中国方面的认可、支持与配合。
1980年1月初，广州粒子物理理论研讨会召开，这是一次海内外华人物理学家齐聚的盛会，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举办的第一个大规模国际科学会议，李政道应邀前来参加。会议期间及会后在京期间，李政道多次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沟通CUSPEA之事，获得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1月10日，还在广州开会的李政道就写信给主管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表达了推广CUSPEA的想法以及若干具体问题。会后，他又到北京与有关方面磋商细节，回到美国后亦与国内通信不断，交流具体问题和细节。
1980年3月16日，方毅副总理致信李政道，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定支持CUSPEA的明确态度和实施原则：“政道先生：在您给我的信中提出的，在我们国内举行出国研究生考试的建议，我深为赞同。教育部已就此事与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商妥，在国内的具体组织工作即由他们负责。先生想已着手筹备此事，有什么需要国内办理的事项，以及还有哪些建议，请随时告教育部蒋南翔部长，或请直接写信给我。”
1980年5月13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通知》，对CUSPEA招考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和安排。随后，根据通知精神，成立了由严济慈、周培源、钱三强等25名知名科学家组成的CUSPEA招考委员会，严济慈担任委员会主任；同时成立了CUSPEA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全面负责相关考试具体事务。第一届CUSPEA大规模招考工作正式启动。
另外一方面，要使CUSPEA招考工作成功，美国高校的配合是关键。为此，李政道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向哥伦比亚大学招生负责人咨询美国大学研究生录取的基本流程，以掌握要点；在此基础上，又花费很长时间设计CUSPEA招考的流程和相关表格，这是极为繁琐且不易的，主要是靠李政道自己完成。然后就是向各大学的物理系和招生部门发函，征得同意，这些非常繁琐细致的具体工作，都是李政道在夫人和助理的帮助下亲自完成的。
对此，李政道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并对夫人和助理表达了感激之情：
“在美国，所有实施CUSPEA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发信之多曾紧紧塞满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及附近的几个邮筒，邮局向我抗议，因为阻碍了其他邮件的正常收发，因此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不得不推着小车送至附近及较远的邮局去发。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每位学生在美学习期间的费用，甚至他们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䇹及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为同学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件地去做、去落实的。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十年争取到给近千位CUSPEA同学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在美全部费用总额达近亿美元，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CUSPEA办公室曾对这一考试的要点做了总结，颇能说明这一考试的特点：
1. 由美国教授负责物理命题，中国教授负责英文命题，由中国举行考试、阅卷和评选推荐，最后经被推荐者个人申请，由美国大学录取，以此建立一项从中国挑选物理研究生的客观标准来代替GRE和TOEFL；
2. 在入学申请的程序上，省略了美国大学通常必须填写的正规入学申请书，也不必经过学校的招生处，而是用李政道先生设计的申请表，提前直接寄到各校的物理系；
3. 美国大学的物理系，一般是在每年2月份开会讨论录取研究生，而对CUSPEA学生的第一轮申请，在元月底以前就要作出决定，是优先录取；
4. 美国大学对录取的CUSPEA学生，一律提供资助。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李政道设计CUSPEA项目的初衷，是要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根据他的设想，所有CUSPEA学生学成是必须要回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政道与美国政府商定，给CUSPEA学生发的是IAP66签证。这种签证，毕业后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致使很多CUSPEA学生未能按时回国效力。但是，不能因为有部分CUSPEA学生未能回国服务就否定CUSPEA，而是要战略地看待CUSPEA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回国的CUSPEA学生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当年没有选择回国的CUSPEA学生不断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架起了中美科技交流的桥梁。
CUSPEA化险为夷
1980年2月1日，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李政道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向53所美国高水平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200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才算正式全面地开始了。”然而，正当第一届CUSPEA招考工作紧张而有序推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这个“意外”险些葬送了CUSPEA。
据李政道回忆，正当第一届CUSPEA繁忙地展开工作的时候，几位很有影响的美籍华人学者在完全没有和他讨论的情况下，直接给国内写信，反对CUSPEA。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学教授王浩专程到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先生的办公室，告诉李政道，有一封以一位极有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为首的信，信中对CUSPEA极为反对。他们说，20世纪初中国处在“半殖民地”时，虽然是用庚子赔款设定的清华留美奖学金，但清华留美的考试还是中美合办的。可是在新中国领土上进行的CUSPEA考试试题却完全由美国人出的，这岂不是“丧权辱国”，比“半殖民地”更低。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刚起步不久，国人的思想和眼界还不开阔，人们对这种“文革”式的“大帽子”还心有余悸，CUSPEA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严峻考验。另外，对于CUSPEA，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方面是担忧优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担心物理方面的留学人才太多，容易造成将来国内学科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内外两方面的不同声音，致使CUSPEA项目的相关工作停滞下来。
李政道不得不为此专程到北京解释：清华留美考试是奖学金的考试，得了这个奖学金并不等于入了美国大学。入任何大学，必须通过该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既然入中国任何大学，必须通过该中国大学出题或者承认的入学考试，那么入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必须是美国学校出题。而当时，CUSPEA仅是将几十个美国大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中的“入学考试”，这是与“丧权辱国”之类的帽子毫不相干的事。并且，通过李政道的努力，CUSPEA学生的全部教育和生活经费也都是由美国各大学担负的。
在CUSPEA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政道公正而有说服力的陈情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和有关方面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据叶铭汉院士回忆，面对有人提出的可能导致优秀人才流失的担忧，“传说当时邓小平说过，就是只有10%回来也很好嘛。”就这样，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面统一了对CUSPEA项目的认识，使该项目得以顺利开展。
其实，更多的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是积极拥护、大力支持CUSPEA的，因为通过CUSPEA这样好的途径培养人才，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在声援CUSPEA的海内外学者中，著名物理学家侯伯宇就是其中之一。据赵韦先生所著《十一维空间——物理学家侯伯宇的多维人生》一书记载：1980年，侯伯宇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当他和李政道联系时得知CUSPEA考试的实施遇到阻力，觉得惊诧不已。他当即决定全力相助，促成此事的顺利进行。身在美国的侯伯宇马上与父亲联系，说明情况，历陈项目实施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好处，希望父亲能在适当的时候与主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沟通。侯伯宇的父亲侯镜如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民革中央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因此有机会与国家领导人接触。
1981年春，回到国内的侯伯宇从父亲那里得知CUSPEA继续办下去的消息后，立刻给李政道写信告知这个好消息。李政道于1981年4月18日给侯伯宇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伯宇教授：谢谢你四月九日的来信，这次先生为了留学生事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甚为感谢。刻接方副总理（方毅，著者注）电报：可以让七八年入大学的学生亦参加。诚学生之功也。”此为一佳话美谈。
CUSPEA的续期与终结
前文述到，CUSPEA本来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培养人才的措施，在美国仅李政道一人在推动，工作量很大。因此，这个项目的展开是比较艰难的。纵观CUSPEA十年，有过两次续签，并最终在1989年完成其历史使命。
CUSPEA第一次续签是在1981年底。1979年两次小范围的PRE-CUSPEA试验很成功，但1980年的意外风波还是让李政道和中国方面更为谨慎。1981年底，李政道再次回国，在1981年的CUSPEA招考工作顺利结束的情况下，经过慎重考虑，他在北京给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继续办理CUSPEA的建议”，他写道：“CUSPEA在做过两年之后，它的做法和成绩都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肯定。为了把CUSPEA继续进行下去，需要进一步有明确的具体规定”。李政道建议从1982年起CUSPEA再举办5年，具体的做法、招录人数等也与1981年的做法相同。
1981年12月21日，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副部长黄辛白等会见了李政道。李政道介绍了CUSPEA的筹办过程、目的及进展情况。双方同意这项工作应继续进行下去。12月24日，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黄葳等与李政道就CUSPEA继续进行的办法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CUSPEA从1982年起到1985年，继续举办4年，并根据李政道的建议，就具体工作进行了细化规定。双方还就此事签署了备忘录。这样CUSPEA持续举办就有了保障。到1986年（1985年的考生在1986年赴美），共有700多名CUSPEA学生赴美深造。
CUSPEA第二次续签是在1985年。根据1981年的备忘录，CUSPEA将要在1985年完成其使命。然而，国内各方面对继续举办CUSPEA的呼声很高，强烈建议这一项目继续举办下去。据李政道在纽约区CUSPEA同学聚会时的讲话，“最初，我只答应办6年，以1985年至1986年为最后一年。后来由于中国教育部和其他方面的要求，我同意继续办第二步，CUSPEAⅡ，至1989年为止。”
另据两位CUSPEA招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物理系主任赵凯华在纪念文章中写道：“CUSPEA项目原定期限为5年，应在1985年终止。鉴于CUSPEA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继续派遣留学生的需要，教育部建议，并经李政道教授同意，此项目延长4年，但每年选派人数适当减少，由每年的100多人减至75人左右。最后一批学生的派出是1989年。”
CUSPEAⅡ续签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据严济慈的儿子严武光回忆：“大概是1986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和CUSPEA有关的，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一天，国家教委的人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我正好参加了这个汇报会。国家教委大概来了六七个人， 他们说CUSPEA的学生很不像样，这批人都不回来……他们说CUSPEA办坏了，现在要停下来。我父亲听了非常生气，叫他们不要讲了，挥手让他们走掉了。……我父亲发了一通火，国家教委的人回去后也就没提这件事了，不过当时的社会舆论对CUSPEA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之所以要在1980年代末停办CUSPEA，并不是因为某些质疑和反对，事实上，CUSPEA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和支持，持续办下去的呼声很高。之所以停办CUSPEA，一方面是因为CUSPEA本来就是暂时性的救急措施，根据协议在1989年停办；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到1980年代末，我国向外特别是向美国公派出国和自费出国体系建设日渐成熟，TOFEL和GRE考试也在1980年代中期相继举办，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救急”性质的CUSPEA的光荣使命已经完成，必将永载史册。
作者简介：
黄庆桥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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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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